诸侯宾客犹相忌，信史文章自有真。

赏析

此诗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杜甫爱国忧君的一生，表达了自己对杜甫忠君忧国的衷心敬佩之情，深深同情杜甫颠沛流离、歌哭于风尘的不幸命运。全诗深稳典切，凝练有力，一气贯注，笔无懈弱，颇具骨力，尾联尤富思致。

诗的首句“不仅”二字，表明杜甫既是诗人，又是忠臣，同时加重了“忠”的分量，并将“忠”推到突出而明显的位置上。杜甫怀有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宏伟抱负，却只作过一些卑微而闲散的官职。在成都，投奔好友严武，为节度参谋，也不得志，几个月便辞去了。“忌”“薄”相映，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在朝廷，还是在地方，都是有才而不见用，空怀报国之心。这既是为杜甫鸣不平，又是对时代的批判。“沉沦”“乱离”，表明杜甫长期漂泊，一生潦倒。但他“每依北斗望京华”（《秋兴》），始终不忘国家，不忘人民，不忘“君父”。

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兼“契稷身”，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也未实现，病卒于同他相依为命的一只破船上。“忧社稷”“老风尘”，正是杜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而其诗歌，号称“诗史”。“信史文章自有真”，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。诗歌以“契稷身”而“薄宦沉沦”始，以“儒士作忠臣”而“可怜”终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杜甫的深沉感叹。

该诗惊奇之处就是第一句，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口吻说“先生不仅是诗人”，一下子把读者的兴头勾起来，令人拍案称奇。其次，该诗结构严谨，很有宋词讲“理”的意味。前后呼应，一问一答，脉络清晰。这首诗体现出蒋士铨的创作风格，感情雄厚，凝重，读来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升起。

创作背景

此诗作于公元1748年（清乾隆十三年），蒋士铨二十四岁。公元1747年（清乾隆十二年），他应江西乡试，中试为举人，旋北上赴京。此年春，参加进士考试，落第南归。途经山东济宁，游杜甫祠堂，写下此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