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醒香销愁不胜,如何更向落花行。去年高摘斗轻盈。
夜雨几番销瘦了,繁华如梦总无凭。人间何处问多情。
真可对于佛教各宗的思想采取调和的态度。他所订的〈礼佛仪式〉(见《紫柏尊者别集》卷四),除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,还教人礼拜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,这是他调和诸宗思想的具体表现。
真可喜拈〈毗舍浮佛偈〉教人,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。所谓‘假借四大以为身,心本无生因境有;前境若无心亦无,罪福如幻起亦灭’(〈毗舍浮佛颂说示如裴〉)。他的僧俗弟子很多,从他问道的人士有陆左、冯梦祯、瞿汝稷、王肯堂等。瞿汝稷通内外学,著有《指月录》三十二卷,王肯堂为著名医学大家,著有《成唯识论证义》十卷等。
真可一生参叩诸方尊宿,但他并没有专一的师承。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说︰‘余往来遍老之门,观其动履,冥启予多矣。……予于遍老之门,未敢言嗣。若所谓德,则此老启迪不浅,焉敢忘之!’
真可虽到处兴修古刹,而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,所以没有‘上堂’、‘普说’。他只是随缘接引,略说法语而已。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,而极重视文字经教。他认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,即不得观照般若,不能契会实相般若。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机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,曾列举盲眼师资七大错误,一一加以辩难(《紫柏全集》卷三〈法语〉)。德清称他的宗风足以远追临济,上接大慧(〈达观大师塔铭〉),可见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。
17岁到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,拜虎丘僧明觉为师,闭户读书。20岁受具足戒后,广研经教。对修寺、刻经,颇有业绩。始自楞严寺,终至云居寺,复兴梵刹计15所。万历七年(1579),他为流通大藏,谋易梵 为方册。万历十七年,方册藏始刻于五台山,4年后,南迁至浙江径山,其门人如奇等主持其事,贮藏经版于化城寺。他提倡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和西天东土历代传宗判教,并翻传秘密章句诸祖菩萨等,对佛教采取各宗并重的态度。明末阉党专权,横征暴敛,民不聊生。万历二十八年南康(今江西星子、永修等县地)太守吴宝秀奋起抗税,被捕下狱,其妻陈氏哀愤自尽。真可闻讯即赴京师护吴,触怒阉党权贵。随后,被诬造作“妖书”(谎传神宗改立太子)下狱。万历三十一年卒于狱中。徒众将其遗骸浮葬于京西,后移至浙江径山寂照庵,再迁到大慧塔后的文殊台,万历四十四年荼毗立塔。生平律身至严,一衲无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