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醒香销愁不胜,如何更向落花行。去年高摘斗轻盈。
夜雨几番销瘦了,繁华如梦总无凭。人间何处问多情。
顺治二年(1645年),高士奇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(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),祖上于北宋 “ 靖康之变” 时,自汴京(河南开封)南迁而至浙江慈溪。顺治十八年(1661年)入籍钱塘(浙江杭州),补杭州府学生员。
康熙三年(1664年),高士奇随父高古生北上游学京师。因父不久亡故,所以他以卖文以贴补生活。新岁为人作春帖子,自为句书之。康熙八年(1669年)进入太学,得以初次见到康熙帝,康熙帝非常喜欢他的理学文章,亲自赐他会试资格,半个月之内高士奇二试都是第一,记名翰林院供奉。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之路。
康熙十年(1671年)进入国子监,试后留翰林院办事,供奉内廷,为康熙帝所器重。康熙十一年(1672年),康熙帝东巡,高士奇随驾。
康熙十四年(1675年),高士奇被授为为詹事府录事。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高士奇被授为为中书舍人,入值内廷,康熙帝赐御书“忠孝”。
康熙十七年(1678年),康熙帝设置南书房来掌管票拟谕旨,以加强皇权。高士奇奉旨入南书房,康熙帝亲赐“忠孝之家”印玺一方。赐居大内“苑西”。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,清廷开博学鸿词科。高士奇中博学鸿词科。康熙十九年(1680年),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。很快又授为侍读,充日讲起居注官,迁移为右庶子。官任詹事府少詹事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清廷收复台湾,山河一统。高士奇被授为执事日讲官起居注。
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康熙帝南巡,赴曲阜孔庙祭孔,高士奇被迁移为右春坊右庶子,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。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,并且随驾南巡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,高士奇被授为统制总裁,政治典训副总裁。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,每夜总劳作到二、三更,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,偶话直庐事,则以清勤相勉。当进讲《周易》时,高士奇深夜回到家中后,把第二天所讲的内容探索了然,才敢入寝,而其夫人总相陪伴,不管寒暑都是这样。这时期,康熙外巡,高士奇总相伴,先后巡访松亭、塞北、盛京、乌拉、浙江等地。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:“塞北松亭载笔频,江南山左扈时巡,旨甘不缺慈帏奉,内顾无忧赖尔身。”这首诗,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“载笔频”,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,“内顾无忧赖尔身”。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,当南巡江南,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十一月,康熙夜读到三更,高士奇说:“皇上过劳,应该爱惜身体啊。”康熙回答说:“朕自五岁开始读书;坚持夜读直到今日,仍旧乐此不疲!”足见君臣之亲。
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康熙再次南巡,拜谒明孝陵。高士奇随驾南巡。赐号“竹窗”,康熙帝御书“竹窗”二字赐予他。十月,高士奇辞官归田,定居平湖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,康熙帝亲征噶尔丹,高士奇在籍赋闲。
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 ),高士奇第一次在籍赋闲。康熙于四月十六日赐高士奇手敕一道:“朕少年最不喜参,尔所素知。只为前大病,后赖此药复元气。所以,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,上好者数斤,念尔江湖远隔,苦楚频躬,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。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,上好人参一斤,土木参二斤。尔当宽心自养,不必多虑。”七月,赐高士奇御扇一把,上有御制诗一首:“故人已久别三年,寄语封书白日边;多病相邻应有意,呤诗每念白云篇。”
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清廷设馆纂修《明史》,编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。高士奇奉召二度进京,官复原职,仍入住大内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噶尔丹二次南犯。高士奇在职修书。
康熙三十五年(1697年),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,高士奇随驾征噶尔丹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8年),御驾亲征噶尔丹。高士奇以养母乞归,特授詹事府詹事,寻擢礼部侍郎,以母老未赴。可是,康熙对亲政后自认的并非两榜出身的老师高士奇,却总是那么情意绵绵,念念不忘,充满着真挚的关爱呵护,是史所罕见的。
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七月,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赋闲。赐御制诗一首:“廿年载笔近螭头,心慕江湖难再留;忽忆当时论左国,依稀又是十三秋。”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三月,康熙赐高士奇“忠孝节义”的御篇一幅。同年, 康熙第四次南巡。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。康熙御书“竹窗”相赐。
康熙四十年(1701年),康熙赐高士奇联一对,上御书:“忠为表,孝为里;言有物,行有恒。”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,康熙擢升高士奇为礼部侍郎,高士奇以母老为由未上京赴任。
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康熙第五次南巡,高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驾,随康熙巡视江南。南巡后,高士奇又随驾入京。第三次居寓于大内直庐。二月后回平,六月三十日在籍病故。
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正月,康熙谕祭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士奇一道。遣浙江等处承先布政使加三级郎廷极为代天御祭的钦差。康熙亲制悼词,并御书悼联:“勉学承先志,存诚报国思。”赐谥号文恪。
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,博览群书,精考证,勤著述。他的著作,收录在《四库全书》的就有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《春秋地名考略》、《三体唐诗补注》等八部;收录在《四库存目》的就有《天禄识余》、《塞北小钞》等五部。其他还有《读书笔记》、《苑西集》、《经进文稿》等十数种著作。高士奇的这些著作,大致由三部分组成:一是诗文集,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,三是学术著作,可谓品种丰富,琳琅满目。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,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,二为治唐诗之作。《四库提要》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中华书局曾出过《左传纪事本末》点校本,可见它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。
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。清初的收藏大家,有“三家村”之说。所谓三家村,就是字号中都有一个“村”字的三位收藏家,梁清标字棠村,安岐号麓村,高士奇号江村。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,高江村尤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,凡经其法眼鉴赏过的作品,声价顿增十倍。这样的本领,无不令人称奇。
高士奇的学问确实比较广博;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,但确实够得上杂家的称号。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,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,他数十年如一日,坚持读书,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,十分广泛,天文、地理、经学、诗文、历史、数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,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定功夫。
君臣关系
康熙离不开高士奇,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,别人无法替代,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。其中肯定还有其他原由。
有一年,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,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,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,恳请他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。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,对僧众的这种“强烈要求”,自然不会拒绝。可他那天真是太兴奋了,手一挥,就将繁体“灵”字上部的“雨”字写得过大,中间并排的三个“口”和下部的“巫”,简直无从下笔。高士奇见状,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,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“云林”二字,然后假装上去磨墨,悄然摊开手掌,故意露给康熙看。康熙也就将错就错,写下了“云林”二字。灵隐寺另有“云林寺”这一别名,就是这么来的。
还有一次,康熙登临泰山,与大学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,康熙一时来了兴致,就笑着问身边这两个亲信大臣:“今儿咱们像什么?”明珠回答说:“三官菩萨。”高士奇马上跪在康熙面前,高声回奏说:“高明配天!”明珠听了,既惊且惭,额头上汗都吓出来了。
家庭生活
高士奇生平事母至孝,居乡谦和,约束家人从不马虎。对后代子孙提出告诫: “ 祖宗法度不可废,德泽不可恃;法度废则变乱之事起,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。 ” 故高氏子孙在平湖已传十二世,均恪守祖训,安贫乐道,奉公守法,无一贪卑之徒,无一犯法之男。
御史弹相
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,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冬天,左都御史郭琇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,上疏将他弹劾回家。
郭琇手上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,内外呼应,招摇撞骗,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。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,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。郭琇所写的,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,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,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,背公行私,谄附大臣,揽事招权,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,康熙又岂能两样?郭琇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,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,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。疏文一上,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,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,无奈之下,康熙只能令高士奇“休致回籍”。
藏书之家
高士奇藏书楼为“朗润堂”、“岩耕草堂”、“江村草堂”等,分别收藏书画、古籍、彝鼎,也喜搜罗地方文献和诗文集。刻印图书很多,如隋杜公瞻《编珠》2卷,宋周弼《唐三体诗》6卷、宋高鹏飞《林湖遗稿》1卷、清张英《渊鉴类函》450卷,目录4卷、查为仁《绝妙好词笺》7卷等10多种千余卷。收藏印记有“士奇”、“红雨轩”、““生香乐意斋”、郎润堂”、“萧香斋”、“澹人”、“蔬香园”、“香斋”、“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”、“竹窗”、“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”等多枚。著述宏富,主要有《春秋地名考略》、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《清吟堂集》、《江村消夏录》、《扈从西巡日录》、《宛西集》、《归田集》、《城北集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