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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留良

吕留良


[ 清代 ]

元史》吕留良(1629—1683),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、思想家、诗人和时文评论家、出版家。又名光轮,一作光纶,字庄生,一字用晦,号晚村,别号耻翁、南阳布衣、吕医山人等,暮年为僧,名耐可,字不昧,号何求老人。浙江崇德县(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)人。顺治十年应试为诸生,后隐居不出。康熙间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,后削发为僧。死后,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尸,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,或斩首,或流徙为奴,罹难之酷烈,为清代文字狱之首。吕留良著述多毁,现存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、《东庄诗存》。 ► 吕留良的诗词

人物生平

自幼失怙

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(1629年2月13日),出身封建仕宦家庭,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。其父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,主要功绩是将繁昌县的三台山修筑完成,后因病辞官,回归故里,为人乐善好施。吕元学正妻郭氏,为元学育子3人:大良、茂良、愿良。天启元年(1621)之后,吕元学娶侧室杨氏,生第四子瞿良。

崇祯元年(1628)九月,吕元学病逝。4个月之后,即崇祯二年(1629)正月二十一日,侧室杨氏在崇德县登仙坊祖居生下遗腹子吕留良。由于其父早逝,杨氏体弱多病,留良由三兄愿良夫妇扶养。三岁,嫂亡,过继堂伯父鸿胪寺丞元启为子。

吕留良幼时即“颖悟绝人,读书三遍辄不忘”,八岁能文,十岁时,三兄愿良建澄社于崇德,东南士子千余人,往来聚会,征选诗文,评议朝政,留良深受影响。崇祯十四年(1641),孙子度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。时留良十三岁,以诗文入社,大得子度赞赏,并被视为畏友。吕留良博学多艺,有二十四绝技,“凡天文、谶纬、乐律、兵法、星卜、算术、灵兰、青乌、丹经、梵志之书,无不洞晓。工书法,逼颜尚书、米海岳,晚更结密变化。少时能弯五石弧,射辄命中。余至握槊投壶、弹琴拨阮、摹印斫砚,技艺之事皆精绝。然别有神会,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。” 

抗清失利

顺治元年(1644年)明亡后,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,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(长留良四岁)于顺治二年(1645年)散家财召募义勇,与入浙清军抗衡。宣忠曾署总兵都督佥事。当时,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,四处连络,苦心经营。监国鲁王加封宣忠为扶义将军,给与敕印,令其还至太湖,率部抗清。后大战清兵于澜溪(太湖下游,乌镇附近),兵败。宣忠遣散所部,入山为僧,后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。就义之日留良曾为其送行。国仇家恨,使留良痛心疾首,乃至“幼素有咯血疾,方亮工(吕宣忠)之亡,一呕数升,几绝。”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结集称为《万感集》。由于在抗清战斗左股中箭,留下终身创伤。《厉耦耕诗》记载有“箭瘢入骨阴辄痛,舌血溅衣洗更新”的诗句。其弟子严鸿逵注谓:“子自言左股曾中箭,遇天雨辄痛。”吕留良兵败后隐居行医,他虽于清顺治十年(1653)改名光轮,应试得诸生,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。后来雍正因此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指责他“于顺治年间应试,得为诸生,嗣经岁科屡试,以其浮薄之才,每居高等,盗窃虚名,夸荣乡里……按其岁月,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,乃始幡然易虑,忽号为明之遗民。千古悖逆反复之人……”对于这段应考经历,吕留良在其后的诗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,他一直以“失脚”来比喻这次出试:“谁教失脚下渔矶,心迹年年处处违。雅集图中衣帽改,党人碑里姓名非。苟全始信谈何易,饿死今知事最微。醒便行吟埋亦可,无惭尺布裹头归。”

顺治八年(1651)冬,其兄吕愿良在贫病饥寒中死去。由于儿子宣忠已死,吕留良为其操办后事。顺治十一年(1655),陆文霦约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时,吕留良欣然应允。于是,他们两人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,从事评点工作。因为他们评选的是从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三年(1646)开始八股取士到顺治十一年(1654)共五科的文章,故名《五科程墨》。留良借评选时文以宣扬“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”,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。

倾接儒士

顺治十六年以后,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、黄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。吕留良嗜砚成癖,曾自言:“予幼嗜砚石,所蓄不下二三十枚。”吕留良的长子葆中称父亲吕留良“摹印斫砚,技艺之事皆精绝”。黄宗羲从其所好,赠予吕留良一方八角砚。吕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。两年后,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务过多,荒废学业,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,教子侄辈读书。康熙二年(1663),黄宗羲应聘至梅花阁执教。留良与宗羲、宗炎、吴之振、吴自牧、高旦中等,相聚于园内水生草堂,诗文唱和。又与之振、自牧共选编《宋诗钞》九十四卷。留良为所选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。

康熙五年(1665),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,留良拒不应试,被革除诸生。此举震惊社会,而留良怡然自得。从此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(在今桐乡县留良乡),自开天盖楼刻局,继续选刻时文出售,并提囊行医,以自隐晦。其时诗朋文友大半散去,独与张履祥、何商隐、张佩葱,专攻程朱理学,创立南阳讲学堂,设馆授徒。身益隐而名益高。八年(1668)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讲学,“共力发明洛闽之学”。另一方面他又编辑刻印程朱遗书,“以嘉惠学者”。此时他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。他开“天盖楼”刻局,自选自刻,自己经营发行,一时之间“天盖楼”选本风行全国。吕留良通过评选八股文,宣传他严“夷夏之防”和恢复“井田”、“封建”制的政治主张。这也就是《行略》中所说的“其议论无所发泄,一寄之于时文评语,大声疾呼,不顾世所讳忌。”此时吕留良曾频频出游,写了相当数量的记游诗。他约友人同游南北湖,即景赋诗,许多诗篇都富有强烈的反清意识。这三十多首纪游诗,成集时题为《真腊凝寒集》。另外吕留良还结交了黄虞稷、周在浚等一批新友,写了许多唱和诗,全都收在《零星稿》中。吕留良与黄宗羲由于立身旨趣的歧异,后则绝交。

拒仕为僧

吕留良晚年,正值清政府对文人进行软硬并施、加强专制统治的时期。康熙十七年(1678)清廷开博学鸿词科,企图笼络当时的一批名士。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,留良固辞乃始得免,而与他同时代的汉人汤斌则欣然应试,由于缺乏竞争,后得中高官。康熙十九年(1680),清廷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遗民,征聘天下山林隐逸,嘉兴郡守复荐留良。吕留良在被逼无奈之下,只好削发为僧,取法名耐可,字不昧,号何求老人,去吴兴埭溪之妙山,筑风雨庵,隐居讲学,门人弟子亦甚众。康熙二十一年秋,吕留良与门人子侄三游南北湖,按出游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,编成诗集名为《东将诗》。这时大清江山日益稳固,吕留良时刻惦记的抗清复明基本上已成泡影,这愈发增加了他的愤世嫉俗之感。

留良早衰,年四十余须发灰白齿落过半,且幼有咯血疾,遇有怫郁即发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留良重游杭州,所写诗篇收入《欬气集》中。是年八月,因病与世长辞,终年五十五岁。临终前数日,仍勉力补辑《朱子近思录》及《知言集》,作《祈死诗》六篇,子侄弟子劝其休息,答道:“一息尚存,不敢不勉。”临终时勉励门人“细心努力为学”,告诫后人一定要恪守“孝友大义”。忽然又说:“我此时鼻息间气,有出无入矣。”门人呼“先生”,留良答曰:“人皆如此!”声音半涩而字义楚楚。随令众人退出,作揖“拱别者三四”。于是从容正容,展伸其足,叉手安寝而逝。留良逝后,“远近之士闻者莫不震悼失图,以为斯道之不幸”。八月十七日,何商隐来吊,泣道:“二十载交情毕矣。伤心!伤心!”陈执斋、陆稼书为文祭奠,黄宗炎作诗哭之,查慎行亦有《挽吕晚村徵君》诗。十一月二十九日,留良葬于识村祖茔(在今晚村乡识村东长板桥之西)。

夫人姓范,有子七人:公忠(葆中)、主忠、宝忠、诲忠、补忠、纳忠、止忠(毅中)。

祸及后人

吕留良去世后,其弟子及曾静等人崇奉留良其说、为其广播,后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,被告发下狱,牵连吕的两个学生。吕亦被剖棺戮尸,著作则被焚毁。雍正在《大义觉迷录》骂吕留良:“夫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,以有其身家,育其子孙者数十年,乃不知大一统之义!”传说其孙女(一说女儿)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。

辛亥革命后,冤案昭雪。浙督汤寿潜改西湖彭公祠崇祀三贤,列留良为三贤之一。知县及地方绅耆,为建新墓,筑纪念亭于孔庙后,蔡元培为之书额及联,立碑以垂不朽。今县境有留良、晚村两乡,用其名号命名,并于崇福镇筑吕园以为纪念。而近代革命家邹容在扼腕叹息之余更称当时宠荣一时的汤斌为“驯静奴隶”。

主要成就

藏书成就

吕留良藏书颇富,清初,祁氏“澹生堂”藏书散出,争购者颇多。当时黄宗羲在石门讲学,他与黄宗羲为争购祁氏图书而不和,他得书3000余册,精本亦多。全祖望《小山堂祁氏遗书记》记其故事甚详。家有藏书楼为“不远复堂”、“二妙亭”、“天盖楼”、“南阳耕钓草堂”、“风雨庵”、“讲习堂”等。藏书印有“南阳村庄吕晚村藏书”、“南阳讲习堂抄书”、“吕氏藏书”、“耻斋”、“不远复堂”、“难得几世好书人”、“御儿吕氏讲习堂经籍图书”等章。家被抄斩后,藏书和著述亦多被焚毁,四库开馆时,查禁焚毁所有著作。今存《吕用晦文集》、《东庄吟稿》。与吴之振合辑有《宋诗抄》等数种。长子吕葆中,字无党,继承其藏书,家有藏书楼“观稼楼”、“玉乳山房”、“吾研斋”、“只拙斋”等,并有多枚藏书印,如“东莱吕氏明农草堂藏书印”、“南阳讲习堂”等。

著述名录

吕留良为学尊朱辟王,推明儒学本旨,精治《四书》,详辨夷夏之别,其著述由门人辑为《四书语录》、《四书讲义》、《吕子评语》等。后人曾编有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八卷、《东庄诗存》七卷、《续集》四卷;《惭书》一卷;与吴之振,吴自牧合选《宋诗钞初集》,与张履祥合选《四书朱子语类摘抄》三十八卷;又有《精选八家古文》及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;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。此外,雍正《大义觉迷录》中引用其日记多条。留良自幼推崇朱熹,为文似朱熹,翻澜不已,善于说理;诗学杨万里、陈师道,深情苦语,令人感怆。近人邓之诚说:“以诗文论,诚宗羲劲敌,唯史学不如。”

身后大事

“大逆”罪

吕留良是在死后49年时,即清雍正十年(1732年),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,被雍正皇帝钦定为“大逆”罪名,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,其子孙、亲戚、弟子广受株连,无一幸免,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。吕氏的民族节慨与反清复明思想,多见于其著作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、《东庄吟稿》等。他的反清思想表现为激烈行动的,清康熙五年(1666年)拒不应试,被革除诸生,当时朝野为之震惊。尔后,康熙十七年、十九年,两次不应“征辟”、决意出家为僧、遁迹吴兴县妙山,筑风雨庵著书、讲学,所著诗词文章多有“谤议及于皇考”言论。这一时期,可以看出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生存“自由度”的。雍正七年(1729年)的“曾静案”,使吕留良获罪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著作、日记和书信。他在日记中多有“谤议及于皇考”的言论,被定为“思想罪”。辛亥革命后,吕留良被尊为反清志士,始得昭雪翻案,崇德地方官绅民众筹资为其建亭立碑。

受牵连的人

近有论者以为:清初屡兴文字狱,而通盘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制,则是从雍正开始。这一“思想统制”的结果,是终于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、大大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。雍正十年(1732年)判决:吕留良及其子葆中已身故,俱戮尸枭示;次子毅中改斩立决,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 因吕案受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,他在日记中记载:“索伦地方,正月初三日地裂,横一五里,纵三千里,飞起石块,后出火,居三千内居人全迁避”,又有:“热河水大发,淹死满人两万余”。朝廷给他定的罪是“拾吕留良之唾余,而尤加幻妄,岂非凶逆性成?万死有余之逆贼呼?”吕案中还有一个受牵连的人是严鸿逵的学生,叫沈在宽。他在一首诗中有“更无地著避秦人”,还有一首诗说:“陆沈不必由洪水,谁为神州理旧疆”。因为吕案受牵连的人还有: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用克、周敬与、房明畴、金子尚、张圣范、朱羽彩、朱霞山、朱芷年等。就在这一年,清政府为了强化“文字狱”的成果,雍正皇帝将去世45年后的汤斌树立为汉臣榜样进行表彰并入祀贤良祠,其目的是让汉人知识分子都来效法汤斌。

雍正十二年十二月,经刑部会审,判严鸿逵与吕留良党恶共济,诬编妖言,应凌迟处死,但因为已经死亡,固枭尸示众,他的祖父、父亲、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者皆斩立决,男十五以下者及严鸿逵之母女、妻妾、姐妹俱给功臣之家为奴。沈在宽传吕留良、严鸿逵之邪说,猖狂悖乱,尤宜速正典刑,凌迟处死。其嫡属均照律治罪。黄甫奄自称私淑门人,所作诗词,荒唐狂悖,斩立决,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,父母兄弟流放二千里。车鼎丰、车鼎贲刊刻逆书;孙用克阴相援结,周敬与甘心附逆,私藏禁书,判斩监侯。被惑门徒房明畴、金子奇、革去生员,杖一百,流放三千里;陈祖陶、沈允怀、沈成之、董吕音、李天维、费定员、王立夫、施由、沈斗山、沈惠侯、沈林友、革去教谕、举人、监生、生员,杖一百,判三年徒刑。

流放宁古塔

雍正十二年,吕留良后人60余口,长途跋涉,历尽艰难,从江南水乡发遣到北疆。吕留良后人到宁古塔后,拨给宁古塔将军都赉部下驻防旗人为奴。按着清代法律,对于“谋反大逆”为奴的人身控制,远比一般奴仆为严。即使已经过了好几代,仍然不许改变身份,不许“出户为民”。吕留良系“大逆重犯”,所以世代被置于“奴籍”的深渊之下,饱受人间的屈辱。

乾隆元年九月甲辰,上谕有曰:“著各该将军等查明现在为奴人犯内,有曾为职官及举,贡、生、监出身者,一概免其为奴,即于戍所,另编入该旗、该营,令其出户当差。”

吕氏诸人

吕氏诸人系反叛重犯的子孙,本不属免放之例。但由于清政府户部官员办理错误,按轻罪有职人员处理,吕留良后人得以免除奴籍开户。原经发遣宁古塔的吕姓共12户,男妇大小及家人仆妇等111名,俱分编入旗。吕留良孙辈吕懿兼、曾孙吕念先等于乾隆二年得旨随旗当差以后,遂各自谋生。吕懿兼学医,吕念先做医药生意,后开春雨堂药铺,兼经营米盐。吕敷先早年读书,稍长则在永泰号学习生意,后据有其铺,兑换赫哲弗雅哈等处貂狐皮张,又在宁古塔旗人中间放高利贷;后又在东京城开烧锅一座。吕衡先学习面铺生意,兼做官参牙行,换赫哲弗雅哈貂皮,及向领票刨参之人放高利贷。大约是经营得法,吕氏后人也一度小康。据后来吉林将军衙门移咨,查抄吕氏后人家财:吕懿兼房13间。吕敷先房165间、地414垧、烧锅一处;吕衡先房35间、地50垧、盐25000斤;吕念先草房28间、银300两、药铺一座;其余银两牲畜家俱亦不少。

吕懿兼曾任宁古塔医官,后因旗人不准,被副都统增海革职,愤懑不平,为从奴籍的重压下彻底解脱出来,于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捐纳监生。吕敷先见吕懿兼已经捐监,亦欲告假上京捐纳监生,该管官以吕敷先属于谪戍之人,不准出境。后来吕敷先由宁古塔私逃到奉天控告该管官,并说出他的堂叔吕懿兼已经捐监,并有户部国子监执照,因此,吕懿兼、吕敷先被拘提严审。清廷终以违例捐监之罪,复将吕氏第三子、第七子、第九子后人重发齐齐哈尔隶水营为兵,其余交当地管官严加管束,并永远禁止考试纳捐。

吕氏后人遣戍齐齐哈尔,各书记载多语焉不详,惟章太炎云:“……民国元年,余至齐齐哈尔,释奠于用晦影堂。后裔多以塾师、医药、商贩为业,土人称之曰老吕家。虽为台隶,求师者必于吕氏,诸犯官遣戍者,必履其庭,故土人不敢轻,其后裔亦末尝自屈也。除开原铁岭以外,皆故胡地,无读书识字者,宁古塔知书,由方孝标后裔诸戍者开之(按杨安城启发最深,不仅孝标一人)。齐齐哈尔知书,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,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。”

清政府1909年颁发新律时,规定禁止蓄奴,至此,吕氏子孙才摆脱了为奴作婢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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