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醒香销愁不胜,如何更向落花行。去年高摘斗轻盈。
夜雨几番销瘦了,繁华如梦总无凭。人间何处问多情。
浙江嘉兴人。其祖父沈维鐈,进士出身,官至工部左侍郎,人称“小湖先生”。曾国藩是他的学生,著有《补读书斋遗稿十卷》。曾五任学政,务尚有用之学,一生校刊之书颇多。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,其父沈宗涵逝世,家道衰落。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,通音韵之学。虽因家贫,而读书之志,未尝一日废过。在孙春洲、周克生、王楚香、俞幼珊、高儁生、秦皖卿、阮际生、朱厚川、用饬侯、王莘锄、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,“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”(见王国维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),遂立“修身、治国、平大下 ”大志。他博古通今,学贯中西,以“硕学通儒”蜚振中外,誉称“中国大儒”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,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。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监督(校长),改革旧貌,成绩卓著。他也是书法大家。早精帖学,得笔于包世臣,壮年嗜张裕钊;其后由帖入碑,熔南北书流于一炉。写字强调变化,抒发胸中之奇,几忘纸笔,心行而已。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,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。沈曾植以草书著称,取法广泛,熔汉隶、北碑、章草为一炉。碑、帖并治,尤得力于“二爨”,体势飞动朴茂,纯以神行。个性强烈,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。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,写成三联。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:“石室竹卷长三尺,山阴草迹编千文。”有陈散原、冯梦华、吴昌硕等39人题跋。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:“岑碣熊铭入甄选,金沙锈断肋薪纰。”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。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,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如于右任、李志敏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吕凤子、王秋湄、罗复堪、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。
一生藏书颇富,先后积书达30万卷,精本亦多,宋椠元刊近百种,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,康熙、乾隆刻本为最富,有藏书处有“海日楼”、“全拙庵”、“护德瓶斋”等,编撰有《海日楼藏书目》1册抄本,著录古籍书1 000余种,多题跋之作。另有收藏碑帖、书画亦为大家,编有《海日楼题跋》,记载其收藏宋拓本20余种,如著名的《淳化阁帖》、二王书法等。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征明、董其昌、唐寅、刘墉等名家之作。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、缪荃孙、张钧衡等往来甚密。所藏之书,在其去世后,于抗日战争期间,其养子沈慈护以20万元售于陈群,一部分由沈慈护、媳劳善文于1957年捐献给嘉兴图书馆。藏书印有“姚棣沈氏珍藏”、“逊斋居士”、“寐翁”、“蹱息轩印”、“海日楼”、“知一念即无量劫”、“象莲花未开型”等。
沈曾植在《定庐集序》中称:“少孤,独学天友。所由粗识为学门径,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,文字利病得失,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。两先生,否私淑师也,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。”稍长研究史学掌故,潜心于律法与舆地,李慈铭的评价是:“钩贯诸史,参证舆图,辨音定方,具有心得。”(见《越缦堂日记》)他在乡试时.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,视为通人。1880年(光绪六年),他考中进士,供职刑部,精研古今律法,著有《汉律辑存》、《晋书刑法志补》等书,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。之后,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即今外交部)章京,主管俄国事务,因而,益究四裔舆地之学,于辽、金、元三史,创获颇多,声名远播。1893年,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《唐阙特勤碑》、《突厥苾伽可汗碑》、《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》影印本,求沈曾植翻译考证,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。此事后来广为流传,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。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,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,计有《元秘史笺注》、《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》、《岛夷志略广证》、《蒙古源流笺证》等十余部。
在北京任上,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,享有盛名。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、康有为、袁爽秋、朱一新、陶濬宣、杨守敬、汪康年、梁启超、盛伯熙、黄仲强、徐世昌、王鹏运、袁世凯、’梁鼎芬、邹代钧等。四十岁后,深究梵学,会通儒佛。晚年因经济拮据,在沪上鬻书自给,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。《清史稿》称:“曾植为学兼综汉、宋,而尤深于史学掌故。”此说略显简单,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,兹迻录如下:
“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、嘉诸家之说,中年治辽、金、元三史,治四裔地理,又为道、咸以降之学,然一秉先正成法,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,政事之利病,必穷其原委,似国初诸老。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,而益探其奥安,拓其区字,不让乾、嘉诸先生。至于综览百家,旁及二氏,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,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…。夫学问之品类不同,而方法则一。国初诸老,用此以治经世之学;乾、嘉诸老,用之以治经史之学,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。趣博博而旨约,识高而议平。其忧世之深,有过于龚、魏,而择术之慎,不后于戴、钱。学者得其片言,具其一体,犹足以名一家,立一说。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、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。使后之学术,变而不失其正鹄者,其必由先生之道矣。”(见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)
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,发挥其作用的传统,孔子周游列国,亦只发挥教育家的作用,且何况后来者。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,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,又是相对软弱的。难怪胡适要将“儒”的语源考定为“柔”,这是发人深省的。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言,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,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、虚饰的、激烈的行为来突出自己的形象。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,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、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。
嘉道以后,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,兴起了金石学,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,影响到书法领域,更是书风为之一变,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,如洪亮吉、孙星衍、桂馥、伊秉缓、何绍基、邓石如、赵之谦、吴让之等等。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“北碑南帖说”,提倡学碑。再经包世臣的阐扬,蔚然成风。至清末康有为一出,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。风气使然,沈曾植也主攻北碑。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戌变法后,曾力劝康有为著《广艺舟双揖》。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《广艺舟双揖》一书的煽动性,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。
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,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。现在所能见到的仅《海日楼题跋》、《寐叟题跋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,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。
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: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,笃信黄小仲的“始艮终乾”和包氏的“中画圆满”之说,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,对唐代的张怀瓘《药石论》中的“一点一画,意态纵横,偃亚中间,绰有馀裕”最为心仪。中年由帖入碑,嗜张裕钊的书法,对《张猛龙碑》、《高湛墓志》、《敬使君碑》等碑非常推崇,于结体注意颇多。光绪壬寅以后,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。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,在《旧拓圣教序跋》中自认为“性乃不近”,可推知其心绪了。晚年则碑帖相融,讲究会通,沉
潜于古今嬗变之理,持论精微,常发前人未发之论,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“冬心开顽伯之先”;又如他在《菌阁琐谈》中提到“李斯亡篆以简直,中郎亡隶以波发”;又如在《护德瓶斋涉笔》认为,“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”;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,到《校官碑》。到王大今,“吴、会书自有一种风气,略近中郎,而益畅上风。《谷朗》、《爨碑》,皆其遗韵”;又如他认“李怀琳之《绝交书》、孙虔礼《书谱》,皆写书之变体,其源出于《屏风帖》。”等等。
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,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,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。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,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。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,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:
上虞罗叔祖影拓□氏旧本,此是真面目,笔意风气,略与《刘玉》、《皇甫鳞》相近,溯其渊源,盖《中岳北岳二灵庙碑》之苗裔。 一一《张黑女墓志跋》
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,由北碑拟之,则《龙藏》近右军,《清颂》近大令。盖一则纯和萧远,运用师中印,而全泯其迹,品格在《黄庭》、《乐毅》之间;一则顿宏激昂,锋距出《梁鸽》,而益饰以文,构法于《洛神》不异也。 一一《张猛龙碑跋》
北碑楷法,当以《刁惠公志》、《张猛龙碑》及此铭为大宗。《刁志》近大王,《张碑》小王,此铭则由擫外拓,藏锋抽颖,兼用而时出之,中有可证《兰亭》者,可征《黄庭》者,可证淳化所刻山涛、庚亮诸人书者,有开欧法者,有开褚法者。盖南北会通,隶楷裁制,古今嬗变,胥在于此。一一《敬使君碑跋》
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,亦多具创见。如在《王珣贴跋》中认为“《伯远帖》墨迹,隶笔分情,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,特南渡名家,韵度自异耳。”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,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,此说颇合史实。又如在《松江急就章跋》中认为“松江《急就》决为唐临不疑,有讹略之迹,而无讹略之情也。推迹以知情,是在善学者。”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,“推迹以知情”即是他的持论方法。又如他在《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》中认为“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,后得笔诀,困法河南,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?然如此砷结体,固不能与《裴镜民碑》绝无瓜总也。此拓梢绝,于用笔劲媚处,点画紫拂,绰绰可寻,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。”此跋极精到,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、真眼光者,不能悟解。所谓真本事、真眼光者,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,处于同一境界,神与之游,发而为论则无隔阂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,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:“吾虽不善书,晓书莫如我”,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,也是非常贴切的。
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:一是重势,如在《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》中提到:““固非修短纤浓,波点相资,无以呈其意势。”又如在《论行楷隶篆通变》中认为:“篆参隶势而姿生,隶参楷势而姿生,此通乎今以为变也。篆参籀势而质古,隶参篆势而质古,此通乎古以为变也。”这就是他独到“异体同势、古今杂形”观,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。二是重形,如他认为“逸少学钟书,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。”又如他认为“《入山帖》瘦质处可证《化度》,可通草书《千文》。”又如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“修短相副,异体同势,……纤波浓点,错落其间”这十六字相当推崇,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。三是重笔,他对卫恒《书势》中的“奋笔轻举,离而不绝”一语非常认同,于用笔的提按起伏、藏锋油颖体悟甚多。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、蔡邕亡隶以波发,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,约略可以推想。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,王献之最直,王羲之曲直相宜。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,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,清言见骨相一致的。
1980年,沙孟海先生在《书谱》杂志上提出“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”,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。关于这个问题,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。梁评唐《兖公颂》时,曾提出“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”。之后的包世臣、赵之谦、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,但沈曾植法眼独具,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。如他在《王基碑跋》中提到“刻手精工,遂令使转笔势,突然毕露”:在北魏《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》中提到:“逆锋行笔颇可玩,惜刻工之拙也”;在北齐《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》中认为“刻手太粗”;在北魏《乐安王元绪墓志跋》中认为“刻工草草”;在《临淮王元彧墓志跋》中认为“此书甚工,刻乃不称”:在隋《杨厉墓志跋》中认为“书道至此,南北一家矣,惜刻工拙耳”。不仪如此,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,如他认为《国学本定武兰亭》“极圆润,而未免轻弱。然刻手极精,纤锋华见”:认为《旧拓定本兰亭》“刻工亦颇能传之,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”:认为《式古堂法帖》“模刻不精,逐致略无神采”;认为《墨池玉屑本》“宛如手书,其墨色拓工俱绝。……锋颖丰利,真能以刀代笔”;认为《丰存礼小楷普门晶》“书法谨严,刻尤精绝”等等。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,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。
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。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.以古为新,翻覆盘转,新意十足。历史上,米芾、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。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:“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:今忽曰:以临古为大病,此涣何耶?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,即使转办单薄寡昧,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,如何?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,褚公亦然,上至庚亮、谢安石,办有拟法。鄙人临纸,一字无来历,便觉杌不安也。”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,还是很有特点。米、赵、董复古以正统自勉,非二王不学,以取晋药为主,非“相杂文生”。所以,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“异体同势”、“古今条形”、“中画圆满”、“分画中虚”这些内容。孙过庭所谓“古质而今研”,沈即是研了,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,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。
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,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,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。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,而是主张古今融合,南北相济,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。在实践上,他非常大胆地运用“抽锋”、“卧笔”之类的手段,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,觉得有些偏胜;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,恰到好处。 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。融汇碑帖之学,博取厚积,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,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,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。
学识淹博,精研西北史地。书法融合汉隶、北碑、章草为一炉,自成面目。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,巍然为一代宗师。间作山水小幅,淡雅有韵致,惟不多作。卒年七十一。着海日楼诗。
自古以来,历代皆有人龙翘楚,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者,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,领袖群伦,沾溉四方。晚清之沈子培,即此等人物。其所交游,陈散原、王国维、余肇康、罗叔言、张元济、郑孝涉、章一山、马一浮、诸贞壮、胡朴安等,皆一时硕学;其所友,曾农髯、翁同觎、播祖荫、吴昌硕、李瑞清;其所启者,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;其所教,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。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,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“中国大儒”。